1927年7月7日，波士顿，北区。
    天还没亮透，汉诺瓦大街上已经响起了马蹄声和汽车引擎的轰鸣。
    波士顿一共有好几个区，从上到下依次为灯塔山、后湾区、南波士顿、北区、查尔斯顿、东波士顿等等。
    其中灯塔山和后湾区主要是昂撒居住区，尤其是灯塔山，更是蓝血中的蓝血。
    可以这么说，整个波士顿就掌握在这几十户人手里，洛厄尔家族只是其中一家。
    正因为如此，《新青年》最多只能在南波士顿之后的区域卖，因为根本进不去人家的区。
    在这里，一切都是私人的，就连广场和公园都是私人的。
    此刻，库班大叔一早起来，开始清理自己的小报摊。
    他今年五十岁，矮矮胖胖，但因为常年操劳，脸上的皱纹已经比较深了。
    他先把昨天没卖完的旧报纸收起来，叠得整整齐齐，准备拿回家给孩子们当包装纸。
    然后又从柜檯下面搬出今天新进的报纸，小心翼翼地放好，一份一份码整齐，像是在码一副多米诺骨牌。
    他的报摊不大，在汉诺瓦大街和一条小巷的交叉口，撑著一顶褪了色的墨绿色遮阳棚。
    棚子底下是一个木製的柜檯，上面摆著各种报纸和杂誌，柜檯前面掛著一个铁皮盒子，用来收硬幣。
    柜檯旁边有一把摺叠椅，那是他坐的地方，没客人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休息。
    作为波兰移民，库班来美国二十多年了，虽然英语说得磕磕巴巴，但丝毫不影响他在这条街上混得开。
    靠著这个小报摊，他养活了一家六口人。
    年迈瞎眼的母亲，常年生病的妻子，还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。
    大儿子今年十一岁了，已经开始在码头给人擦鞋，挣几个铜板补贴家用。
    二女儿八岁，在家帮著照顾生病的母亲，偶尔做个针线活，一天也能赚几十个美分。
    最小的才三岁，整天光著屁股在巷子里跑来跑去，像条滑溜溜的泥鰍。
    算上库班的报摊，全家每周收入大概有20-30美元，生活紧张又拮据。
    这个年代跟后世的分销制不同。
    这会儿的报摊主需要自己进货，自己承担风险。卖得掉还好，每天能挣个块儿八毛的。
    卖不掉就砸手里了，赔本不说，还要占地方。
    所以这么多年来，库班一直小心翼翼，只进主流报纸，像是《波士顿邮报》《大都会日报》《纽约时报》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之类的，这些都是有稳定读者的老牌子，不愁卖。
    至於那些不知名的小报，他只敢进几份便宜的，而且必须是那种带猎奇“小文章”的。
    就是那种標题写著“神秘女子夜访公馆”或者“华尔街巨鱷的不为人知的秘密”之类的东西，供等车的客人消遣用。
    这种小报虽然名声不好听，但销量倒是不差，尤其受那些站在街边抽菸的工人欢迎。
    但是今天，有一份新报纸出现在他的货架上。
    这不是別的，正是《新青年》。
    库班自己肯定是不愿意卖这种报纸的。
    他老早就拿起来翻过，排版比较粗糙，有的地方字都印歪了。
    印刷质量也堪忧，有几页墨跡太重，糊成了一团。
    纸张用的是最便宜的那种新闻纸，发黄髮灰，摸著像是砂纸。
    总之，这份报纸符合小报的一贯特色——廉价，粗糙，不知道能撑几期。
    但儘管如此，库班也没法拒绝。
    因为这是“上面”的意思。
    库班不知道“上面”具体是谁，只知道某个下午，一个穿著深色西装、戴著宽檐帽的中年男人来到他的报摊前，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：“以后每周进一百份《新青年》，钱照付，卖不掉的有人来收。”
    说完那人就走了，连名字都没留。
    库班在波士顿北区混了大半辈子，什么场面没见过。
    他知道那人的意思，也知道那人的后台是谁。
    这条街上，所有的报摊都收到了同样的通知，拒绝是不敢拒绝了，不然没法混。
    100份报纸，大概两美元，就当是给黑帮交保护费了吧。
    想到这里，库班嘆息了一声，把那份叠得整整齐齐的《新青年》放到柜檯最边上，不太显眼的位置。
    早晨七点刚过，街道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
    跟灯塔山和后湾相比，北区是个大熔炉。
    爱尔兰人、义大利人、波兰人、犹太人，各路移民混居在一起，说著彼此听不懂的语言，做著彼此看不上的生意。
    鱼摊、麵包房、乾货店、当铺、酒馆（虽然禁酒，但酒馆从没真正关过门），一个挨著一个，挤在那些狭窄的老街里。
    东波士顿那边也差不多，只不过更多是工厂和码头工人。
    但不管是白领还是体力劳动者，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早晨时间很紧。
    因此七点半到八点半之间，是最忙碌的一小时。工人们从家里出来，急匆匆地走向工厂、码头、办公室。他们边走边啃著麵包或者三明治，手里要么提著饭盒，要么夹著一份报纸。
    买报纸这件事，对他们来说就像喝咖啡一样自然。
    等电车的时候，或者坐电车的那十几二十分钟，摊开报纸从头条扫到末版，了解一下昨天世界上发生了什么，顺便打发一下无聊的通勤时间。
    反正也就两三美分的事，不贵。
    库班站在柜檯后面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目光扫视著来来往往的行人。
    一个穿著工装裤、戴鸭舌帽的年轻人走过来，眼睛扫了一眼报摊，伸手拿了份《波士顿邮报》，扔下两个分幣就走了。
    又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，手里牵著两个孩子，买了一份《大都会日报》，也是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    库班面无表情地收钱，找零，点头致意，全程没有超过三句话。
    这时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走了过来。
    他大约四十出头的模样，穿著一件灰色的旧西装，领带打得松松垮垮的，像是在脖子上掛了一根绳子。
    袖口磨得有些发白，腋下夹著一个公文包，皮面已经起了裂纹。
    他的头髮花白了两鬢，眼眶下面有深深的眼袋，一看就是个经常熬夜，而且没有性生活的人。
    库班立即迎上去，殷勤地招呼道：“先生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”
    这年头穿西装的人可不多，这东西穿在身上，哪怕是旧的，也比工装来得体面。
    而且这种人有个最大的特点，那就是喜欢看有点品味的报纸，而且捨得花钱。
    中年人停下脚步，目光扫过库班的报摊。
    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
    眼前的都是熟悉的报纸——《纽约时报》絮絮叨叨，一篇文章能翻来覆去说三页纸，读完跟没读一样。
    《大都会日报》整天就是花边新闻，哪个明星跟谁跳舞了，哪个太太的裙子有多短，无聊至极。
    《波士顿邮报》倒是正经，但那是wasp办的，屁股从出生就是歪的。
    他顿了顿，有些失望地说：“算了吧，今天不看了。”
    这年头，连一份能看的报纸都没有。
    他转过身，准备离开。
    “等一下！先生！”库班忽然想到了什么，连忙弯腰从柜檯最边上抄起一份报纸，急急忙忙地递了过去。
    ps:说一下，其实20年代美国对共餐主义挺矛盾的，官方排斥，民间欢迎，那时候很多作家就嚮往苏联，要从美国跑苏联去，所以这会这是可以討论的。